陈庆贵 时评作者
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，是指一定时期某国某地生产全部最终产品及劳务的价值；我所谓的文艺GDP，自然是指一定时期某地产出全部文艺作品及效益的数量规模。
GDP是个好东西，可计量一定对象经济表现及作为；GDP崇拜则是个坏东西。因其片面追求GDP绝对值增长而忽略其他，通常衍生“官出数字，数字出官”，既有损公信，更误导决策。同样，虽然文艺作品的数量规模、创作产能和财富效益，确可度量一时一地文艺创作水准；但文艺GDP崇拜则是个坏东西，缘其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，导致文艺生产“迷方向”，文艺生态“亚健康”。诚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在文艺创作方面，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、有“高原”缺“高峰”的现象，存在着抄袭模仿、千篇一律的问题，存在着机械化生产、快餐式消费的问题。”
文艺GDP崇拜并非我刻意生造的概念，而是当下文艺生态呈现的现实气象。以数量代替质量，堪称气象之首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每年发表长篇小说突破4000部，是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总和的8倍。问题是，放眼茫茫书海，却难觅堪与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等相伯仲，让人高山仰止荡气回肠的史诗经典。絮絮叨叨不甘寂寞的“诗人”们，依然手握着“写诗的比读诗的多”、“写诗的给写诗的看”的那张旧船票，却上不了海子、北岛们凭几行诗句泊进历史走出国门的客船。
2011年，中国生产故事影片558部，可怜能进影院者不超180部；2012年全国生产电视剧17703集，相当美国4倍，悲催的是，数千集成品无法播出。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一些书画、摄影“家”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一点不甘示弱，界内为入展获奖不惜代笔制假早已非“人咬狗”新闻。在“2011中国版权年会”上，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就曾表示，国内很多文艺作品创造力不够，9成属模仿复制。一些文艺分子为追求发表、发行、演出、档期、点击、票房、稿酬、版税这些“劳什子”，以浅俗代替崇高。学者白烨直言不讳，当前网络小说在网络与纸媒大行其道，虽拥有大量青少年读者，但创作水平参差不齐，有些为了博取“眼球”甚至胡编乱造。在“找乐”“愚乐”世风席卷下，文学创作一路滑向浅俗。一些缺少人间气息与人性温度的玄幻与仙侠、惊悚与悬疑类作品，以“全媒体”方式，像牛皮癣一样向全社会扩散传播。最可怕的是，“医生”病成“病人”，“批评家”堕落为“吹鼓手”，“清道夫”变异为“抬骄夫”。相形于恶俗低俗作品泛滥成灾畅通无阻，文艺批评的声音却愈益式微衰弱，不见了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的喝阻强音。
让人唏嘘太息的是，王安石笔下《伤仲永》的现实版在文艺圈屡屡上演，被“捧杀”的“伤仲永”们依然人丁兴旺前仆后继。为了做大文艺GDP，将初出茅庐稚气未脱的“新生代”吹捧上天者有之；以发表出版作品数量一元标准论英雄，不惮制造文学泡沫“放卫星”者有之。在数字泡沫下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80后、90后出版数十部长篇小说的神话横空出世，且历史记录频被刷新。殊不知，曹雪芹一生只留下80回《红楼梦》，然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；张若虚一生仅存二首诗歌，《春江花月夜》被公认“孤篇盖全唐”；相形之下，传说乾隆一生写诗近4万首，超过《全唐诗》总数，要命的是，没有一首成为传诵名作。
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就出现过因追求多产而粗制滥造的阶段。德国文学巨擘歌德在与艾克曼谈话时，批评雨果过度多产对其才能起了损害作用。歌德指出：“才能较低的人对艺术本身并不感兴趣；他们在工作中除掉完工后能赚多少报酬以外，什么也不想。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，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。”鲁迅先生也告诫过：“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。”硬写出来的东西中，几无可能出现伟大作品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的作者，庶几皆未能从写作中获得任何利益，甚至连卖书钱也挣不到，曹雪芹未能完成一部书就死了。
针对不科学的政绩考核导致官员GDP崇拜，中组部已然发布通知要求各地，不能仅仅把GDP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考评主要指标，意在破除官员GDP崇拜。习近平也对官员文艺GDP崇拜开出良方：“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，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，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。”“一部好的作品，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。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，不要沾满了铜臭气。”
历史宿命昭示人们，文艺GDP崇拜只能捣鼓GDP文艺；GDP文艺只能衍生数量丰满质量骨感、有“高原”缺“高峰”。对文艺众生而言，到底是不是要与文艺GDP崇拜说“拜拜”，答案难道不是“秃头上虱子了，明摆着”吗？
今日话题出书啦！点击购买《是真的吗—你所知道的健康常识往往都是错误的》
【更多新闻解读，微信添加公众账号“今日话题”收听】
发表于 2015-1-18 08:45:23
